记者 徐瑞哲

  日前，《上海红色革命纪念地》主编之一、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向记者证实，长治路177号“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计划被列入2024年国家第四次文物普查新增名录中。他和研究团队通过查阅日、英等国在沪情报记录，确证1920年代此地名为“《上海俄文生活报》报馆”。这座处于北外滩的老楼“藏”着中外革命者推动建党大业的故事。

  布尔什维克使团来沪

  1920年5月，共产国际派来中国的第一位使者维经斯基，在上海熙华德路12号成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当年的熙华德路12号正是今天的虹口区长治路177号。这幢三层洋楼为红砖坡顶，红漆木质楼梯宽敞气派，层高足有4米。维经斯基到上海的公开身份为《上海俄文生活报》的记者和编辑，东亚书记处实际上就是《上海俄文生活报》报社，也是苏俄政府在中国和整个远东的重要据点，与中共早期领导人活动存在交集。

  维经斯基曾五访中国，首次来华从1920年4月持续至1921年1月，他在上海协助建立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组织，助力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苏智良表示，维经斯基在上海的活动空间鲜为人知，这一旧迹应成为承载建党伟业的珍贵文化遗产。

  维经斯基（1893年—1953年）曾用名吴廷康，出生于俄国维切布斯克州，早年因家境贫寒赴美谋生。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次年，他从美国回俄，加入布尔什维克党。他擅长英语、德语，尽管当时只是20多岁的年轻人，却已有较为丰富的革命工作经验。1920年3月，俄共（布）远东局在海参崴成立。4月初，在共产国际指导下，远东局向中国派出维经斯基为负责人的布尔什维克使团，其主要任务是在上海与中国、日本、朝鲜的先进分子建立联系，帮助建立共产党组织，并设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

  维经斯基办公室在二楼

  1920年4月，维经斯基一行入住东亚饭店后不久便前往熙华德路12号落脚。苏智良说，当时，苏俄红色政权新立，正遭受帝国主义列强的武装干涉。在未同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且不能向中国合法派驻人员的情况下，布尔什维克派遣从事革命工作的人员便以记者或编辑的身份前往，《上海俄文生活报》报社就成了合法驻点。

  据当时日本驻上海领事馆的情报记录，俄文生活报社是“过激派在上海的中枢机构”“同民主俱乐部一起构成赤化宣传的中枢”。事实上，俄罗斯民主俱乐部也设在这幢大楼内。维经斯基担任该报记者和编辑的时间为1920年4月到1921年1月，报社成为他在上海的主要办公地和寓所之一。苏智良等踩点调研发现，维经斯基的办公室在报社二楼。

  当时的英国情报部门对俄文生活报社有这样的分析：“最重要的人物据说是扎尔欣，他与许多倾向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年轻中国人有联系。俄文生活报社常有布尔什维克人员进出。”这个“扎尔欣”便是维经斯基。

  驻沪1个月左右，维经斯基作为实际负责人，就在熙华德路12号成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下设中国科、朝鲜科、日本科，或称三个支部，直接隶属于共产国际执委会。共产国际1920年9月的一份报告指出：“5月，为领导业已展开的工作，成立了临时的集体中心机构。其驻地设在上海，取名‘第三国际东亚书记处’”。这样，共产国际在巴库、塔什干、上海成立了三个区域性的东方革命运动领导中心。

  陈独秀时常进出报社

  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中国科的负责人便是陈独秀。同时，陈独秀也是俄罗斯民主俱乐部成员。日本相关情报资料显示，陈独秀和他的中国同志“时常进出报社”。

  当年，27岁的维经斯基与41岁的陈独秀一见如故，结下深厚的革命友情。陈独秀还陪同维经斯基到莫里哀路29号（今香山路7号）拜访了孙中山。维经斯基在给共产国际的信中对陈独秀推崇有加，并在陈独秀1920年12月中旬离沪赴穗时，毅然与陈独秀同往。

  苏智良研究认为，维经斯基初见陈独秀之时并未立即谈到建党问题，而提出，希望与上海的社会主义者建立广泛联系，甚至还与改良主义者及一些无政府主义者一同探讨中国社会的改造问题。他最终接受陈独秀的意见，并正式提出成立工人阶级政党的建议。按照时空对标，苏智良分析认为，当年陈独秀有时会坐黄包车从渔阳里出发，到外白渡桥北侧的熙华德路12号去，同维经斯基商议如何建党，或与报馆其他的年轻革命者交流信息。作为共产国际首位来沪代表，维经斯基帮助中国无产阶级建立政党的功绩不可磨灭。

  上海师大都市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团队经过多年研究、调查，共梳理和发现了超过1000处上海红色革命纪念地。此前，该中心与熊月之、忻平、徐建刚、严爱云、徐光寿等专家实地考察虹口，研讨长治路177号的历史与活用。苏智良表示，新发现的《上海俄文生活报》报址应当成为红色历史纪念遗址发掘项目，今后有可能发展成为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