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受关注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意见》日前出台。《意见》明确，到2035年，浦东现代化经济体系全面构建，现代化城区全面建成，现代化治理全面实现，城市发展能级和国际竞争力跃居世界前列。到2050年，浦东建设成为在全球具有强大吸引力、创造力、竞争力、影响力的城市重要承载区，城市治理能力和治理成效的全球典范，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璀璨明珠。

  为什么“引领区”会落在浦东？“引领区”与“示范区”等其他概念的差异是什么？“引领区”的核心与实质又是什么？记者专访上海前滩新兴产业研究院院长、首席研究员何万篷，请他解读7个外界普遍关心的问题。

  记者：“引领区”为什么落地浦东？

  何万篷：浦东开发开放31年，从过去“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到现在用全国1/8000面积创造1/80的GDP，浦东一直是体现政策方向和强度的矢量。

  也正是基于过往浦东的成就，中央才能够进一步给浦东赋能，让浦东来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

  既然是引领，就不是试着往前走，趟趟水位、水温，不行就撤回来。浦东必须是锚定方向，举着旗帜，带着力量，迈着坚定的步伐，奔向远方。

  从去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庆祝大会上讲话时提到这份《意见》，到今天正式公布，社会各界等得“心急”，似乎相关的决策传导时间长了点，但大家依然有耐心有信心，原因就在于这里是浦东。

  这里是先手棋，更确切地说，这里是战略性胜负手的集群之地，务必把工作做细做实，务必达成共识，务必高举高打、先行先闯、实事实做。

  浦东建设“引领区”，这是由历史方位和浦东使命决定的。历史方位是什么？是看清楚大局，在大局中找准自己的位势。这个大局，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积极直面这个大局，我们就要拿出新格局。这个新格局，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

  浦东要做的，就是抓住机遇、乘势而上，挑最重的担子、啃最硬的骨头，成为新阶段、新理念下，新格局的开路先锋、排头兵和实践范例，向世界展示中国理念、中国精神、中国道路。

  所以我们要充分地认识到，“引领区”一定程度上是不以可复制、可推广为前提的，它指向全方位、深层次、根本性的制度创新变革。这也是它和“示范区”的差别所在。

  记者：为什么中央在此时提出“引领区”建设？

  何万篷：我一直觉得现在是出台《意见》非常好的一个时间窗口。当前相对温和的通胀态势，相对温和的人民币升值态势，相对良好的社会预期，共同构成一个良好的政策环境。

  最关键的是浦东开发开放31年，基本面结构性良好。而且根据联合国的工业产业划分标准，浦东的产业门类完备率接近80%，是国内工业门类齐全性最优的区域，硬实力不在话下。

  当然，“引领区”的软实力建设也不能忽视。“引领区”是要充分体现硬实力、软实力，以及软硬实力之间相互赋能的。

  记者：“引领区”的实质是什么？

  何万篷：我认为“引领区”建设的实质，是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高级化。2005年6月2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在浦东进行综合配套改革试点。根据国务院“三个着力”——着力转变政府职能、着力转变经济运行方式、着力改变城乡二元经济与社会结构的要求，浦东推动了金融、航运、贸易、行政管理体制、城乡二元结构等方面的改革任务，努力做到“浦东能突破、上海能推广、全国能借鉴”。到今天，“引领区”的建设则要转向更深层次改革、更高水平开放。

  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高级化，必须基于场景可靠和风险可控的变通处理、制度固化、立法授权。一方面需要通过立法来保障；另一方面需要工作机制更新升级。上海市里原有的推进浦东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要升级，同时在国家层面要加强部际协调。要做到横向（部门之间）能协调、能衔接，纵向（中央到地方）放得开、接得住。

  总的来说，作为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的升级版，改革系统集成是“引领区”方案的首要特点，目的是为了放大改革综合效益，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让浦东从中国的“头部地区”，变成全球的“头部地区”。

  记者：怎么理解《意见》中提到的“从要素开放向制度开放全面拓展”？

  何万篷：制度型开放表现为基于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的“三高”——高水平制度供给、高质量产品供给、高效率资金供给，目的是更好参与国际合作竞争。

  我们以往更强调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重在“边境开放”，突出表现为降低关税、压缩成本、提供政策优惠。制度型开放，则重在“边境后开放”，在知识产权、绿色环保、劳动用工（人才流动）、竞争中性、争端解决、数据流动等方面，和不断迭代的、门槛越来越高的国际经贸新规则接轨。所以，“引领区”建设中，自贸试验区的升级显得尤为重要，要对标两个“最”，实行更大程度的压力测试。

  另外，我们的制度安排是以企业为中心，以市场主体为主导的。《意见》指出，从事物发展全过程、产业发展全链条、企业发展全生命周期出发谋划设计改革，加强重大制度创新充分联动和衔接配套，推动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这也意味着，我们的政策不是中国政府单方制定的，而是企业充分参与决策的结果。

  当然，我们也必须很清楚地认识到，制度型开放、商品要素流动型开放，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过去、当下、未来，我们都需要商品要素流动型开放。

  记者：《意见》强调“打造自主创新高地”，如何实现？

  何万篷：长短并举，软硬兼施，虚实结合，内外联动，部署创新网络，核心是“1-2-4”。“1”就是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稳定产业链和供应链。“2”就是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4”就是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牵头组织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

  此外，浦东要进一步推进混合型分工协作（垂直分工+水平分工）。浦东是科技创新策源地，我们要从地域空间上的初级、简单分工，转向产业集群的高级、有机分工，在核心部件、高端产品、中国标准上有突破，有进展。浦东也理应留下最多的“链主”企业。

  所谓“链主”企业，是指那些对整个供应链或者供应链中的大部分企业的资源配置和应用具有较强影响力的核心企业。这样的企业集聚，会带来整条产业链的发展，这在国外叫作瀑布效应。美国实施过这样的策略，在企业界很受欢迎。

  总的来说，要更大力度支持更多有硬核能力的科技企业，拥抱资本市场。

  记者：如何看待未来浦东和周边地区关系？

  何万篷：20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就指出，开发浦东“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我们不应就浦东谈浦东，浦东的事情，从来也不是普通的事情。不管什么时候，开发浦东、振兴上海、服务全国、面向世界，这个初心不能淡忘。

  所以回到这个问题，接下来“引领区”要处理的，就是次区域融合和跨区域联动的问题。包括研究和上海其他15个区怎样融合发展，和长三角港口群、机场群怎样紧密协作等等。

  这次《意见》出台后，非常明确要在特定地域、特别领域，实施特有机制和特殊政策。我认为这里面有三对关系要注意处理，“大特”（整个浦东）和“小特”（临港新片区）；“全面特”（优化营商环境）和“局部特”（《意见》指出，要研究在浦东特定区域对符合条件的从事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民用航空等关键领域核心环节生产研发的企业，自设立之日起5年内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一起特”和“先行特”（如国际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等）。

  处理好这三对关系，有利于整个区域的健康发展。

  记者：根据您的观察和研究，前期海外舆论对这次浦东文件的预期，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

  何万篷：我想还是聚焦在金融领域，在金融开放创新的力度上。当然，这部分的监管也将是空前的，既要宏观全覆盖，又要包容（容错、容缺、容低、容小、容慢）审慎，还会大量使用穿透式的创新方法。

  监管如何匹配上去，是现实而严峻的挑战。有些领域我们不够熟悉，底气不足，但是必须去做，要在水里去学会游泳，一直在岸上是永远学不会的。

  好在《意见》为我们指明了方向，也留出了空间。特别在第五部分“增强全球资源配置能力，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里，很明显能看出是以金融为主，以跨境、离岸为主。谈及离岸等概念，曾经讳莫如深，如今落落大方。这是非常显著的变化。